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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邵华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成为了共和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在她的身上也有着许多的光环标签。
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邵华8岁之前的生活竟都是在监狱里边度过的。出狱之后，邵华更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文学系。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她与的儿子毛岸青相恋结为夫妻。之后，她更是经历了巨痛的刨腹产手术，才诞下了主席唯一的孙子毛新宇。
不甘于做家庭主妇的邵华，后来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不仅担任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在临终之际，面对着汶川发生的大地震，她还不忘嘱咐儿子毛新宇向汶川捐款。
1938年秋季，金风送爽，邵华在延安出生，原名张少华，她的父亲陈振亚在1928年时参加过平江起义，母亲张文秋是一位老红军，也是中国建党初期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之一，同时她还是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
出身于革命家庭的邵华，一出生就经历了一段十分艰苦的日子。1939年，党组织安排在革命战斗中受伤的党员前往苏联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而邵华的父亲陈振亚，因为在长征途中左腿不幸受伤，所以也被安排进了这个队伍。
刚刚一岁的邵华，就与父母以及姐姐刘思齐一同前往了苏联，但在途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扣押，他们一家人与一同前往的几百名员，都被关进了新疆的监狱。
1943年，陈振亚在狱中遇害牺牲，直至1946年6月，在党中央的积极营救下，敌人最终无条件释放了被关押在新疆的人，8岁的邵华才与母亲以及姐姐出狱，辗转多地才回到了延安。
是了，邵华1岁到8岁的童年时光，都是在狱中度过的。这期间，在母亲及姐姐的影响下，懵懂的她将悲痛深深埋在心中，一直坚定着自己的革命立场，旗帜鲜明，不愧为“小八路”的光荣称号。
在动荡的环境下，邵华一直跟随革命队伍到处迁徙奔波。从延安到达太行山，又从西柏坡到达北京，跟随部队在太行山驻扎的时候，邵华经常会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她跟着人扭过秧歌，也被安排演过话剧，她在马背上、在硝烟中度过了少年时代。
因为没能受到系统的教育，邵华心里一直有着要上学读书的梦想。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张文秋一直忙于党的各种事宜，面对女儿想要去学堂好好读书的请求，也没有来得及安排，于是这样搁置下来了。
那时，已经十岁的邵华常常跟着姐姐刘思齐与毛岸英哥哥，一同前往去看望主席。主席虽然整日都在处理着国家大事，但当看到这一些孩子们时，仍然会让秘书亲切地招待他们。等忙完工作时，就会与孩子们进行交谈，询问起他们的学习情况。
一天，邵华按捺不住想要学习的愿望，于是她跑到了面前，热切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伯伯，我想去读书！”
几日后，在秘书叶子龙的安排下，邵华终于前往了育英小学读书，开始了正式的上学之路。
1957年10月，毛岸青在苏联修完学业后，从北京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便经常同姐姐刘思齐一同前往大连探望毛岸青。随着密切的往来，毛岸青与邵华两个年轻人慢慢互生好感，开始交往。1959年，邵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大学学习期间，邵华与毛岸青也保持着书信往来。
后来，知晓了俩人交往的消息后，便写信问毛岸青的想法，并在信中对邵华给予肯定，说她是个好孩子，这让毛岸青与邵华的感情更加浓厚了。
1960年，在得到以及张文秋的同意后，毛岸青就与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是由大连市委以及市政府一同主持的，虽然因为政事繁忙没有亲自到场，但给邵华送了一块手表、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作为他们的新婚礼物。这两件物品，邵华夫妇一直保存到现在。
结婚之后的邵华和毛岸青非常恩爱，生活也十分浪漫，他们会在周末做点平时不舍得吃的荤菜，吃过饭菜之后，俩人还会一同出去散步，毛岸青总是将大衣披起，让邵华与自己同在大衣下。这是当时苏联的习惯，这样浪漫的散步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少见的，走在街上非常醒目。起初邵华很不好意思，后来才渐渐习惯了夫妻俩人之间的这般甜蜜相伴。
毛岸青不仅歌唱得好，平常也喜欢拉二胡、小提琴之类的乐器，有时他会拉着邵华和自己一起去参加舞会，邵华刚开始不太适应，但随着毛岸青对她的多次鼓舞，邵华便应允了。在舞池中，夫妻两人跳着华尔兹快速旋转，经常成为人类的焦点。他们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世界里，不为外界所打扰。
1962年，邵华与毛岸青在大连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新婚生活之后，就双双回到了北京看望。因为湖南是邵华的家乡，在结婚之初，考虑到邵华是毛家的新媳妇，便建议毛岸青带着她回韶山去见见父老乡亲，看望 90 岁的外婆，给杨开慧扫墓。
虽然邵华的父亲是湖南石门人，可在延安出生的邵华，在此之前从未回到过故乡。遵照的指示，邵华和毛岸青多次回到湖南，还在杨开慧的墓前进行祭拜，她的内心深处对这位英勇就义的革命女性表示深深的敬佩。
此后，他们夫妻二人带着的亲切问候，又去看望了90岁高龄的外婆，还专程看望了杨开慧的保姆陈玉英，转达了对大家的问候与关心。这几次湖南之行，韶山父老乡亲们的热情，给邵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回到北京之后，邵华想完成自己在北京大学还未完成的学业，并不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在得到的同意之后，她就返回了北京大学继续读书。但是，因为落下的课程实在是太多了，她病倒了，并且十分焦虑。
收到信件之后，立即给邵华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言辞恳切，让邵华好好养病，才能继续完成一番事业，让她坚定自己的志向，别轻言放弃，要为社会做出一番贡献。
邵华读完信后深受感动，她积极调养身体，精神大振，继续学业。日常闲暇之余，她对丈夫温柔体贴，关怀备至，学业家庭两不误。1965年，邵华顺利从北大毕业了。
1970年，邵华与毛岸青的儿子出生了，因为儿子出生时胎位不正，邵华不得不进行了剖腹产手术，这才艰难地将孩子给生了下来。亲自为这个唯一的孙子起名为毛新宇，毛新宇的出生，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温暖与爱意。
1976年9月9日，主席在北京逝世，毛岸青一家人悲痛不已，后来每逢诞辰纪念日，毛岸青、邵华一家总是赶一大早，前往“毛主席纪念堂”进行悼念。
每当此时，邵华的内心深处总会想起父亲曾经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每每想到这，她就会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之后，邵华就被分到了军事科学院的宣传部工作，主要工作是负责内勤上，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要做的大大小小之事十分繁杂。邵华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她得到了的教导，要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她每天都有十足的干劲，拎着办公室的水瓶，帮们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
因为需要对宣传部里边的资料做管理，有时候还需要她亲自去采购书籍，为了可以及时地买到对有益的书籍，她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就去搭乘公交车去往目的地。有时候，她还会自己骑车去，从西山一直骑车到海淀，然后又不辞辛苦地骑回来。对此，她一点都没有抱怨，尽职尽责地完成她的每一项任务。
邵华在单位时与同事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同事们几乎都没有见到邵华发过火，每次看见她时，她都是带着慈祥的笑容，非常平易近人。
对待朋友、同事，邵华也是非常看重感情，不管同事有什么难事需要帮忙，她总会尽全力相帮。有一次，有个同事家里的小孩刚出生，需要有一个小木床，可同事家里又一时半会儿买不到，在这焦急的情况下，邵华就将儿子毛新宇小时候用过的小木床给擦洗干净，再拿去给同事使用。
邵华也一直铭记着父亲生前所教导她的话，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要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普通人，更要踏踏实实地向群众学习。而邵华也一直记着的教诲，非常认真地做到了这件事情。
邵华本人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而且极具忍耐力，她身上处处体现着“得体”两个字的含义。
作为伟人的儿媳，邵华需要面对全国的众多人民以及国外的许多人士，为此她家里经常会有人在大白天前来访问，等到晚上的时候还是不停歇，又有一拨拨的人前来等着要见邵华。当时，邵华的家里边总共有两部固定电话，除此之外还有组织上专门配送的两个手机，这些交通工具大多数都是在不停地被接。
对此，邵华有非常好的忍耐力与责任心。有一位来自景德镇的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刚好就有一位同学在军事科学院的里边有认识的人。来自景德镇的知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请同学帮自己给引荐一下，并想请邵华在自己专门买来的纪念封上留下个签名。
邵华得知后，立即就在送来的纪念封上边把字给签了，还让毛岸青也在上边给签了个字。这件事情让景德镇的高兴了好久。
随后也一直不断有这种探访，连在邵华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从未有过间断。当时邵华因病刚做完手术，身体严重不适，她连将自己的手臂抬起来都十分困难。
有拜访者从大老远的地方跑过来，想要让邵华给签个字，因为身体远远，邵华微笑地表示，自己的手现在已经是不能写字的状态了，倒是可以跟他们一同合个影。
邵华有时也会接待一些从国外远道而来的宾客，对待外国友人邵华也是一样的礼遇，丝毫没有一点的改变，邵华还曾收到过外国友人对她的友好评价。
邵华任职在军事科学院对外学术联络处并担任副处长一职时，一天，有一家来自法国的电视台说是要采访邵华。
而邵华此次接受媒体采访的全过程是由联络处所安排的，一个挑剔的法国电视台记者还表明希望在采访时，旁边不能有人一直在侧边待着。面对这样有点苛刻的要求，邵华没有半句怨言，欣然接受了。等到访问结束之后，法国的记者还专门用英文，非常得体来评价邵华女士在此次访问中的表现。
在1979年第一次机关定职的日子，定职的结果下来后，邵华被定为了副营职。当时还有别的的一些同事，明明比邵华入职的还要晚一些，但却都被定了正营职，这种结果让邵华的们百思不得其解。
在同事们看来，像邵华这样一个从小就经历了革命战争，后来又凭借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学，更重要的她作为毛主席的儿媳妇，应该值得有一个比较好的职位，得到一个更高的级别。
但这种想法却从不被邵华赞成，她觉得自身在这个职位上最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在意职位的高低，在意她的身份应该匹配怎样的职位。所以，她也从来就没抱怨过，更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去专门找领导。
邵华不仅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表现得尽职尽责，而且在她的兴趣爱好摄影中，也是表现得十分优秀。
邵华的兴趣广泛，她十分喜爱摄影，刚开始摄影是为了可以留住与家人之间的回忆，尤其是与在一起的难忘时刻。所以，刚开始，邵华就拿了一台由毛岸英专门从苏联给带回来的老式相机给毛主席拍照。
后来，兴趣渐浓的邵华又开始有效学习摄影和冲晒照片，在参加工作后，无论是外出搜集资料还是参加一些活动，她都会贴身携带者这一台相机，拍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2002年的时候，邵华被选为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以及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的主席，成为了执掌中国摄影界帅印的第一位女主席。
为了做好摄影协会主席的工作，邵华做了许多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促进协会的工作的顺利进行。她一边组织摄影家们前往各地去参加采风的活动，又一边要保证着自己能有属于自身个人的创作时间，所以她往往要在自己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为自己的摄影工作留下空间。
而邵华在摄影工作中，为艺术创作的努力与执着，也让人为之敬佩、为之动容。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为了可以在镜头中留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她的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为此她常年都在风餐露宿里进行着创作。
她不仅要在白天的时间里，前往戈壁滩，也要在黑夜里住着帐篷，吃馒头、喝冷水，等待着将日出的那一刻给拍到镜头里边，永远地留下来。
此外，邵华还十分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发展，她自己也常常参加社会活动，并且还连续担任了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在2004年的时候，邵华在政协提案里边就提议了关于女性健康的问题，她认为女性健康应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她也多次陈述，在这个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时代，新时代的女性更加独立，许多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都要不耽误。所以她们在工作中表现得十分努力，但相反造成的影响是，她们的身体健康呈现下降趋势，情况不容乐观。
最重要的是，母亲的身体健康状态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发展，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得白血病、心脏病的几率也是普遍比较高。所以，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给孩子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医疗体制，尤其像是大病统筹这样的机构体制。
2006年12月26日，在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之际，上海市委代表上海市民向韶山捐赠了六所希望小学，为了纪念毛家烈士伟大的革命精神，他们分别以开慧、泽民、泽覃、泽建、楚雄和岸英六位的名字，给这六所小学进行了命名。
当时上海市委在对于受赠学校的选择上以及建设标准的等等问题上，都多次征求了邵华的意见，之后上海市委更是邀请邵华届时参加捐赠仪式。
可惜在当时，邵华因病住院，她的右手肿得就像一个小馒头一样，所以她最终未能如愿参加捐赠仪式，但还是答应了上海方面的请求，为这六所学校题写了校名。
邵华用自己已经不太灵活的双手写下了每一个字，虽然每一个字都写的异常艰难，但想到孩子们有了宽敞教室之后的喜悦心情，邵华还是坚持写了下去。
2008年，邵华的身体已经很的虚弱了，因为病情加重，她只能躺在病床上。这一年，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躺在病床上的邵华，只可以通过电视机上的画面来了解灾区的情况。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人民造成很严重的损失，邵华内心无比的心痛，瞬间哭成泪人。她联系了100多名的摄影家协会的成员，一同发出了抗震救灾倡议书。除此之外，她还参与组织了中国摄协主席团摄影作品的义卖活动，为灾区人民筹集援助资金。
随着病情的严重，邵华后来虚弱的都已无办法说一句完整的话，最后竟只能用口型的变化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临终之前，邵华艰难地用着自己的口型，向儿子毛新宇叮嘱道，要代表全家向灾区捐款，一定向灾区人民奉献爱心，帮他们重建家园。
最后在6月24日的下午十分，邵华因为乳腺癌扩散，在北京301医院不幸去世，终年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