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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坊市制度的说起聊一聊宋朝的“地摊经济”和城市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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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坊市制度的说起聊一聊宋朝的“地摊经济”和城市管理学

时间: 2024-08-20 16:20:57 |   作者: 粗中碎设备

  “地摊经济”能够说是当下最时髦的的国内热点,可地摊经济不是什么新鲜事,自古便有之。改革开放后,地摊经济更是经历一个发展高峰期,不少大老板都是在当时靠着摆地摊赚了第一桶金,例如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摆摊倒卖过旧家电,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蹬过三轮,卖过冰棍。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地摊小贩因为无照经营、影响市容、侵占道路、卫生问题而成为城市管理者眼中必须根除的“文明毒瘤”,小贩和城管之间的冲突成为那个时期最尖锐的城市管理问题之一,城管一度与“坏人”划上等号。

  近几年,随着城市管理上的水准的提高和管理者素质的提升,城管和小贩之间的冲突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街道和摩天的大楼。可本应走向消亡的地摊经济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而重生,甚至会出现了城管主动叫小贩摆地摊的“奇闻”。

  从冤家到朋友,城管和小贩之间的身份转变,不仅反映了中国目前对于恢复经济的强烈愿望,更体现了新时代的城市管理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如何服务广大市民的工作思路的转变。

  事实上,管理者如何管理城市,如何造福百姓,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一个贯穿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社会问题,我们现在辩论的地摊经济问题,古人同样无法回避。今天,我们就从坊市制度说起,聊一聊宋朝人是如何管理他们的“地摊经济”的。

  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最基本的居住单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然浮现。周朝在营建洛阳城的时候,为管理殷商遗民,用一道围墙将周人和商人划分在不同的居住区,称为“里”,连通不同“里”的大门称为“闾”。正如我们把邻居称为“邻里”,“里”这个字最早的意思是指宅院、街坊。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人口的激增,城市的规模慢慢的变大,居住的人口慢慢的变多,而为了管理好城市,里坊制度日益完善。例如西汉的长安城,就被划分为160个里,“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专门形容房屋排列整齐的成语“鳞次栉比”由此而生。到了唐朝,随着长安城的兴建,里坊制度达到鼎盛,“坊”的称呼取代了“里”,并开辟专门进行商业活动“市”,因此也称为坊市制度。

  给强迫症患者上一张唐朝长安城的平面图。唐朝长安城,作为百万人口聚居的国际性大都市,除了皇城、宫城、禁苑等皇室居所,整座城市被分为东西两市和108坊,“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堪称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长安城的一座坊就有故宫那么大,四周筑有围墙,东西南北各开一道门,由士兵把守,定时开闭;从四道大门延伸出横竖两条街道,将每座坊分成四个小坊,再筑一道围墙开两个门;每个小坊内还有两条小巷,将小坊分为四片居住区。你认为自身住的是高档小区,实际上你住的只是小隔间而已,俄罗斯套娃都没有这样套的。

  住的地方小点没关系,最要命的是,长安城的居住区和商业区是分开的,也就是坊市分离: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东西两市进行。如果我不幸住在城南的安德坊内,我想去出门打个酱油,我就要花一个多小时走上5公里才能到东市,而且还要赶早,因为唐朝有严格的宵禁政策,到了晚上还没有回家就要在我上打20个板子,情节严重的还要砍头。

  古人和我们一样,也不想跑那么远的路买东西,也想吃宵夜,于是,唐朝的“小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慢慢的变大,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朝廷权威的下降加速了坊市制度的瓦解(唐朝的历史,就没有和安史之乱没关系的......)。

  有侵占街道违规搭建的,有凿开坊墙无照经营的,还有夜不归宿通宵营业的。不管是“诸侵街巷、前摸者,仗七十”,还是“一切不许,并令毁拆”,破坏坊市制度的行为就是屡禁不止,到唐朝末年,更是发展到“一街幅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程度。

  唐朝之后是五代十国的大乱世,统治者忙着争夺天下,城市里的小老百姓也在争夺自己的“天下”。到了后周时,京城汴梁的坊市已是形同虚设,侵街为舍,占道行商已是普遍现象,官府不得已作出妥协,规定“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于五步之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

  宋朝建立后,城市的商业更加繁荣使得城市里居住的人口慢慢的变多,临街开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百姓的生活起居吃穿用度已离不开商业活动,这时的坊市制度已然成为城市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障碍。可大宋的官家还想重建坊市制度,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做过拆毁违反相关章程的建筑的事。

  尽管官府三令五申,侵街问题却越反越严重。宋真宗上位后,决定好好整治一下汴梁的市容市貌,可当他调查一番后发现,侵街的不单单是普通百姓,就连达官贵族也去参加了。宋真宗虽然顶住了压力,拆毁了违反相关章程的建筑,还在街道上竖起了表木,重新制定宵禁政策,可没过多久,划分街道的表木就被人拔掉,不仅没有解决侵街的问题,甚至会出现了私凿运河的侵河现象。

  宋仁宗即位后,终于认识到所谓的侵街不过是老百姓被生活所逼而做出的无奈选择,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变革,于是下令取消宵禁政策,也不再强求恢复坊市。此后,商业活动不再局限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小贩们能自由的在街道上叫卖,商人们能够准确的通过市场需要自行选择商铺地点,百姓们也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因犯夜而受罚,可以尽情享受繁荣都市带来的便利。

  里坊制度的瓦解,使宋朝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东京汴梁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大都市。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录下东京城的繁华景象:“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鲜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水浒传》中,卖炊饼的武大郎,卖刀的杨志,卖肉的郑屠户和卖包子的孙二娘

  在唐朝,百姓按照不同的职业被划分到不同的坊内居住,并设有一名坊正掌管坊门的开闭,同时负责“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查非违,催驱赋役”等工作。可随着坊市的打破,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考验着宋朝的城市管理水平。

  首当其冲的就是行滥,也就是假冒伪劣问题。古代没有食品安全法,也没有商品检验,市场上的商品是否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没办法判定,于是宋朝便将“国企”生产销售的金玉器、铁器、纺织品、瓷器、酒类和茶类等大宗商品定为正品,民间生产的一律视为“山寨货”。可国企的产品价格不太亲民,大多是百姓更愿意买“地摊货”,至于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只能靠百姓自己的一双眼和一张嘴和商贩博弈。

  除了假冒伪劣问题外,物价管理也是一个难题。由于“地摊货”的盛行,宋朝官府很难依据商品的好次来确定物价,因此除了粮食这类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商品,大多数商品都没有严格的价格管制。不过,宋朝也会做“时估上报”这样的物价统计:地方州县每个月都需要向中央汇报物价情况,再由三司部门综合全国范围的物价情况,制作“物价统计报告”,假如慢慢的出现严重的物价紊乱,中央就会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对比一下,唐宋时期官府和民间在坊市制度存废之间的较量,同中国当下的城市管理者和流动商贩之间的博弈何其相似。

  唐宋时期的城市管理者为了城市规划的整齐划一,为了道路的通畅,为了方便社会的管理,用一道道围墙将所有的百姓都圈在里坊之中,将所有的商业活动的局限在小小的东西两市之中,破坏坊墙的要罚,占道经商的要罚,夜不归宿的也要罚,可百姓不是令行禁止的士兵,不是电脑程序控制的AI,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不愿意被“囚禁”在高高的围墙之内,也要享受文明发展带来的成果。最终,坊市制度在百姓的倒逼之下被打破,这才有了《清明上河图》上的欣欣向荣。

  现在的中国同样如此。地摊经济虽然不再适应当下快速地发展的社会,也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质的改变,相较于经济意义,地摊经济重获新生对于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更具有现实意义。一个普通人,既要吃饭、工作、睡觉,也要唱歌喝酒,要消费娱乐,要和人交往,如果他生活的地方只是一个上百万人同时睡觉的小区,生活品质又从何谈起?

  我曾经玩过一个叫《放逐之城》的小游戏,在游戏中,居住区里要有市场,不然居民会因为来不及吃饭而饿死;还要有酒馆,不然居民的幸福度会降低;工作的地方不能太远,不然会因为赶路而降低效率。现实中的城市管理是相同,不可能将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等不同功能完全划分整齐,强迫症式的审美是要不得的。

  CBD,创业园区,开发区很重要,这是城市繁荣的体现,可便利店、蔬果店、小饭馆,甚至是不起眼的地摊同样重要,这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要素。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出于片面的审美,以文明和卫生的名义消灭地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懒政?

  倘若一座繁华的城市,没有了随处可见、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小贩,这样的城市总缺少了点烟火味。我更愿意在上班的路上,可以在早点摊买一个煎饼,方便又美味,下班了和朋友去烧烤摊喝酒撸串更是痛快,这才是普通人眼里最美的市容市貌。城市管理的人要做的不是将所有的地摊一刀切地赶出城市,这既不方便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更断了边缘群体的活路,如何管理好地摊经济,如何保障和规范商贩的经营活动,如何维护市民的消费权益,这才是城市管理者应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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