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5-01-26 02:34:58 | 作者: 粗中碎设备
唐代中叶以前的城市已发展到“城中有市”的阶段。所以唐代城市不仅仅具备政治军事功能，还具有经济职能。其经济职能表现在从东汉一直传承下列的坊市制度，这是一种封闭的市场管理体制和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唐代中叶以后逐渐打破了这种封闭的市场，使城区变成了市区，进入了“城区即市区”的发展阶段。同时，城市之外，交易从未停止过，草市、市镇发展和壮大起来，与中心城市联结形成了全国性市场网络。
“城市”一词是个合成词，“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语素。在中国的历史上，“城”与“市”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古代，“城”是指在一定的地域上用作防卫而围起来的城垣，这里“城”是一种空间概念。城垣的作用就是防御敌人的入侵，所以“城”的作用或功能主要在于军事方面，保护城内的居民和组织。
“市”就是市场，商品交易的场所。古代的“市”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的空间存在。两种空间结合在一起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城市。城与市的关系经历了5个演变阶段：有城无市，城中有市，城区即市区，城在市中和有市无城。
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城市首先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设施，是行政区划的治所。政治中心，可分为中央的和地方的两大类。中央的政治中心有京城或称京师、京都，还有陪都等政治副中心。地方的政治中心，每个历史时期不同，基本上按省、州、府、县的顺序递减。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政治中心，物质形态上都有一套标准的基础设施组成，比如宫殿、衙门、廨署等生活和办公机构设施。作为军事设施，根据每个行政区划的军事重要性，各个城市的军事设施完备程度也不同。兵家必争之地，肯定城市建得固若金汤。除了作为治所的城市之外，还有民间自发形成的市镇。市镇是民间为满足交易的需要自发组织的，所以它没有围墙作为军事防御设施，体现的是市场经济功能。
唐王朝如其他朝代一样，都是在攻城夺寨的武装斗争中建立的。所以，唐初的城市仍然是沿袭传统城市的功能，主要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首先是作为稳固政权的设施。唐初的城市，也仅处在演变的第二阶段即“城中有市”阶段。京师长安之东市居两坊之地，即“城中有市”，“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西市亦居两坊之地，“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繁荣程度不亚于东市，且是胡商云集之处。东都洛阳之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这是在唐王朝政权稳固以后，城市作为市场的功能日益凸现出来了。全国各地涌现出不少经济性的商业城市，这表明城市的市场在发展、经济职能在增强。
镇在中国古代是指在边境地区设立的军镇，以驻兵镇守、保疆卫土。据记载，军镇从北魏时开始设置，主要分布在北方，其目的是预防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犯。唐代的镇，初期也主要是指军镇，后期有所转化，即军镇的市镇化。
但在边疆地区，镇的军事功能还是第一位的，虽然也有沿边贸易在发展，镇仍然是军镇。在唐代内地，政权稳固后进入升平时期，内地原来战乱时期的军镇开始步入市镇化发展阶段，《全唐文》中就生动地记载有唐代湖北土袱镇的市镇化变迀过程。
除了军镇转化为镇市，还有大量草市升格为市镇。中国古代主要以州县治所为主的城市出现很早，大多以军事和政治性质为主。虽然唐代中叶以来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步扩大，州县城市始终没有摆脱政治的束缚，发展成为中世纪西欧那样独立的工商业城市。而草市的形成与州县城市完全不同，它是农业领域商品生产和交换持续不断的发展的产物，是自发产生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草市大多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早期有的就是店肆。还有的交易由周期变为不定期乃至随时交易，交易之地固定化后自然就变成了市镇。有些市镇发展后，市场繁荣，人口聚集，最终纳入政治系统而升格为县治。
唐代的州县城市是逐渐增加的。如果以开元天宝年间的州县统计与人口数字为计算基础，按《书》卷三七《地理志》记载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账，全国共有州郡328个，县1573个。唐代州郡较小，平均每州辖属5县。不但如此，唐代还在边区地带先后设立了许多所谓的“羁縻州县”。这些地区人烟稀少，尚甚荒凉，但是为了国防和政治的考虑，破格设立了州郡。
如果以20000人口为州郡的标准，2000人口为州治的标准，可列为城市的州治共220个，县治1138个。《唐会要》卷八六所记景龙元年十一月之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故县治之下没有再低一级的都市。镇市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政府预先设立的。又按大中五年八月州治与县治的分级，中等州治应有2万户，约有12万人口，众多县治应有3000户，约有1.8万人。
中国古代的城市，一开始就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属性，即城市是古代邦国的政治中心，它的一切设施都是围绕着政治活动展开的，城市的构造完全是人为设计和规划的结果。这种制度于唐代达到了顶峰。从东汉后期起到唐代中叶，城中的坊市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坊”和“市”是两个概念。
“坊”主要是指城市居民的居住区域分隔空间，汉代称为“里”，与乡下的“村”概念对应。现代汉语中还保留有像“街坊”的称谓。“市”既作交易讲，也作交易场所讲。坊市制就是坊和市两种空间区域的规划布置机制。
坊市制是一种定制。古代城市是按照等级社会的一套制度营建的，不一样的等级的城市是不允许越制的。这种城市营建制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形成了里市制，是坊市制的前身。到魏晋南北朝，国家一直处在战乱和分裂时期，封闭的坊市制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总之，坊市制发展到唐代中叶已经登峰造极，期间间或有微小的变动，但坊、市分离的本质却始终未变。
一项制度能存在如此长的时间，本身就说明这种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唐代封建国家沿袭这一制度，意在严密控制城市居民的活动，保持社会秩序安定，即使市场活动政府也要干预和控制。
“坊”既是城市居民区划分的最基本单位，也是一种保持相对独立的封闭式管理模式。唐代社会组织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从唐代社会组织的划分就可看出，坊与村一样，都是最基层的居住空间，不同之处在于坊是有围墙的封闭空间，村是开放式的，坊在城内是方块状的。
封闭式的坊，除了便于管控，也利于防御。由于城市规模是按等级营建的，城内的坊也不得不体现出等级，大多数表现在城内坊的数量差异。唐代的坊市制反映了政治强制在唐代中期以前城市中的主导地位。这些都体现了唐代政府设“坊”的目的是加强对城市居民的管理和控制。
唐代对“市”的管理有严格的规定。唐代政府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也就是说，在州县治所之外不允许设立市场，这是政府的统一规定。但并不表示固定的“市”之外就没有交易，实际上，类似草市的市场始终存在着，人们总要互通有无。这也是唐代中叶以前还处于“城中有市”阶段的证明。城外没有政府设立的市场，草市是自发的。
唐代政府除了规定市场只能设在城内之外，对具体的交易活动还有严苛的规定。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市与坊一样也是有等级的，管理“市”的官员的级别与“市”的级别是对应的。这些措施都有着非常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但也有其合理性。
譬如，将商品分门别类设立不同的行，既便于市场管理又利于市场集中交易；加强对度量衡的管理，有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消费的人权益；加强质量管理和禁止非法牟利，有利于维持市场交易公平。另外，还有对市的基础设施的修缮、市内的治安管理，都是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
唐代城市市场的坊市制，是一种封闭式的市场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城市和乡村人口流动还受到限制，采取封闭式的坊市制的目的是为了严控城市居民、限制城市市场活动。这与唐初的均田制一样，都是由王朝国家规划、设计和控制的体制和制度，而不是一种自然的市场行为，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的强烈干预倾向。但随着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市场的力量也逐步壮大，坊市制日益遭到瓦解。首先，坊市围墙频遭冲击。
唐代政府为维护坊市制的完整，禁止侵街造屋，也就是不允许坊间开临街店面。《唐律·杂律》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并不允许临街开门，“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这些限制性的规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逐渐形同虚设。唐德宗兴元、贞元之际，扬州的“乔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渠造宅，行旅拥弊。”唐代宗时发布诏令予以禁止。这无不说明当时侵街打墙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有些城市如扬州，在城内官河两岸逐渐形成了一条商业街，杜牧有“春风十里扬州路”诗句为证。
其次，唐代的城市不仅突破了坊市制的空间限制，而且时间上的禁限也被打破了。“鼓声绝，则禁人行；晚鼓声动，即听行”的制度形同虚设，人们已不太遵守夜禁制度。到唐文宗时，京城坊门更出现了“或鼓韦动即先开，或夜己深犹未闭”的情形。
酒肆在夜间经营非常普遍，并在唐代首先发展起来。白居易诗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说明当时苏州晚上仍有酒肆在营业。杭州酒楼也有夜间经营的，“高楼酒夜谁家笛，一曲《凉州》梦里残。”
此外，岭南地区的广州、江淮地区的扬州，甚至小的州县也出现了夜市。这都表明商品经济大潮冲垮了封闭的坊市制。坊市制的瓦解，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唐代中叶的城市终于跨入了“城区即市区”的发展阶段。
由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高，工人收入高于乡村的农民，于是城市的发展诱使农民涌入城市寻求出路，造成了唐代的都市化现象。这是从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但都市化的出现还受着两项制约：一是城乡人口的流动性；二是农民的佘粮率。因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迁徙，首先必须有迁徙流动的自由。
城市居民大多为非农业居民，粮食靠乡村供应，如果农民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城市也无法扩展。通过考察唐代的都市化过程，可以证明我们的劳动力流动假说。这是因为唐代前、后期产权、劳动及经济社会的变化是历史上一个难得的样本。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